傳染病孕育於人類大規模群居生活。反諷的是，瘟疫危害的不只是公眾健康，更摧毀社會的基石——信任。

亙古以來對抗傳染病的方法，就是拉開人際距離：鎖國、封城、停止集會……，社會的互不信任與日俱增看似勢所必然，甚且急著把傳染病怪罪於「異己」，不管是不同種族、國籍還是信仰的群體，從中古歐洲的黑死病到今日疫情皆然。

2020 年的抗疫過程，臺灣卻以「開放政府」成功阻止了不信任的滑坡效應。

疫情一起，口罩及其他個人防護裝備，很快陷入供需失調，政府及時採取實名制，來確保配售公平。

然而口罩不單要賣得出去，更要多數人願意正確戴在臉上，防疫才有效果。誰來執行呢？超過 6000 位的藥師，既有專業形象與知識，又深入社區鄰里，看來是民眾信任又容易親近的不二人選。

並不是單憑民眾信任藥師，就可以成就所有的事。對藥師而言，這份額外的苦差事，很可能影響到正常藥品調劑業務。但指揮中心並沒有頒布命令強制藥師照辦，而是模擬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的體驗，來設計口罩實名制，降低所有人的認知成本。

另一方面，藥師為了節省作業及等候時間，所發展出的各種流程，比如領號碼牌或限時販售等等，也逐漸獲得社會認可。藥師在這樣的激勵下，進一步結合公民科技社群，改善自動化流程、節省民眾時間；而政府對這樣的協力結果，報以全然的信任，據以改善健保署的數據結構，每週迭代、形成良性循環。

換句話說，政府與藥師本來可能相互耗損，當政府願意理解藥師的需求，給予共同參與的空間，才能一起贏回更多社會信任，防疫國家隊的陣容，也才會愈來愈壯大。

「新」心相映

另外也發生過在酒店工作者確診的案例，可以想像這樣的特殊場所，不管客人或工作者，對於隱私都特別敏感，然而在防疫的需求下，如果不能提供可信的資料以備追蹤，會形成很大的漏洞。

政府並沒有動用刑罰，或是嚴令酒店等場所不配合疫調，就要關店或關人，如果這樣做，社會對相關工作者的污名化可能加劇，也可能像禁酒令一樣造成業者轉入地下，疫情傳播的不可預測性反而大幅提高。

好在指揮中心的專家，過去在 HIV 的工作上已有許多經驗，實事求是地想出一套「實聯制」：只要能有效聯絡到人，並不需要實名。指揮中心也將科學癥結解釋清楚：社交距離要保持、飛沫傳染要避免，只要業者能做到，地方政府就可以開放。

於是業者想出許多創新方法，例如留下代號與一次性電郵、易付卡行動電話，戴上附有面罩的帽子保持交際距離等等。如果連酒店、舞廳都能加入「防疫國家隊」，社會信任應該不太容易因為防疫而貶損。

看來，瘟疫導致的人際疏離、人際疏離所導致的信任匱乏，扭轉的關鍵在於比馬龍效應：主政者愈相信人民，人民也就愈值得信賴。

疫情也對政府治理帶來嚴峻的挑戰，特別是各國紛紛採取鎖國、封城、停學、歇業等等隔絕措施，更讓許多國家與城市，宛如一個一個「蒼蠅王」中的孤島。與世隔絕帶來的壓力，即使領導者以民主程序產生，但代議民主根築於黨派競爭，更讓對立與衝突不斷升高，人人心中的「怪獸」不時浮現，而最容易被犧牲的無疑是科學與理性，就像故事中的「Piggy」一樣。於是如書中所述：「他們各行其是，認知與好惡猶如南轅北轍，從無交集」——隨著疫情蔓延，而不斷上演。

臺灣雖未採取封城等隔絕措施，但也不是烏托邦。尤其臺灣國際活動空間，長期受到不當的忽視與封鎖，對內形成壓力，不待疫情發生，黨派間的互相攻訐爭鬥亦從來不少，更可能因疫情發展而加劇。

但就在競逐激烈的一月大選前，曾有一份調查，顯示不管是哪個陣營的民眾，對於「民主深化」與「國際連結」都有高度的認同，似乎在漫天風雪之中，仍有火種微微散發著溫暖。

點一盞燈

立法委員高虹安，在鴻海擔任過數據分析副總經理。當她引用「geoBingAn 口罩地圖」的數據，質詢衛福部長陳時中，指出各地供需差異所導致的分配不均、要求調整齊頭平等的配給時，人氣正高的陳部長，並沒有怒氣沖沖地捍衛既有政策，反而表示：「委員，請教教我們」，而且立即著手修改。高委員隨即在臉書盛讚：「昨日質詢，今日改善。」雙方基於民主共同價值而展現的善意善行，彷彿就帶來了一線曙光。

佛家有云：「千年暗室，一燈即明。」黑暗能不能破除，只看是不是有更多人願意當點燈與傳燈的人。

我並不天真地以為只要人人心存善念，世界就會變得更好，數位創新也至關重要——網路不必保持社交距離，更重要的是，數位讓走過足跡都可留下，因而片段信任總能連結，些許善念常被激勵。

口罩地圖恰為適例，健保署把藥局及時口罩存量放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，不到一週各界就開發了上百個應用程式，可透過各種地圖、聊天機器人或語音助手來查詢，也等於建立了某種分散式帳本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讓信任持續累積。

「愛鄰如己」，或許因為鄰人並不陌生，就算在瘟疫蔓延時，也沒那麼難。在每秒傳輸近 30 萬公里的數位世界裡，的確「天涯若比鄰」。疫情讓人們與親友暫時疏遠，數位卻讓我們與陌生人無比接近。眾人之事，眾人助之，政府可以就從信任人民開始。